22 全民学毛著,学生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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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的春夏,明华正在为将要出生的孩子愁眉不展的时候,另一种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四清运动中中央政府上层领导间的意见分歧却越来越大,尤其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对经济,政治等的认知。

刘少奇主导经济建设,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总是有着跟毛泽东截然相反的意见,所以在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经常截断刘少奇的讲话,发表自己的看法。

到了1965年1月,毛泽东开始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刘少奇,会后根据毛泽东的发言整理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二十三条。

到了65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而转而筹划“文化大革命”。

当时毛泽东虽然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但真正的政府工作由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从58年的大跃进到66年的四清运动,毛泽东与刘邓的认知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针对的是刘邓,但当时其他的高层领导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毛主席提出的意见还是尽力支持的。

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也是毛泽东害怕自己步了斯大林的后尘,被刘邓这样的赫鲁晓夫否定了他的一切。这些判断,是为了个人及家族利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

1966年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九六 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 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不仅是学校的学生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连目不识丁的农民们也被组织起来,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1966年8月底,全县毛主席著作辅导员队伍已发展到18000余人。各大队由此均建起了学“毛著”辅导委员会,生产队也建立了辅导小组;各系统、各 单位都建立了专门学“毛著”辅导组织。进一步形成了“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群众性大学“毛著”的火热局面。农村的房前屋后侧墙上,到处都是大大的“忠”字和毛主席语录。很多农民不识字,却会背诵老三篇,可见当时大家学习毛著的劲头有多大。

66年10月至11月间,南阳地委又连续发出 《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全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意见》和《关于贯彻省委“关于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 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指示”的指示》要求在以后各项工作中,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广泛发动群众,读毛主席的 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学大用“老三篇”,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活思想,大开各种类型的讲用会,从而破私立公,确立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 想观念。此后不久,毛泽东著作、语录和像章开始陆续在全县城乡大量发行。除国家干部职工需人人自费购买外,每个农村社员家庭普遍得到集体免费提供的毛主席 著作四卷本一套和不同数量的精装或简装语录本,特别是毛泽东语录本、要求农村成年劳动力人手一册。每当集中开会或进行检查总结,人人都要手持语录本首先学 习对照,力求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全部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极力营造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浓重政治氛围。

66年7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驻扎在各学校的工作组被撤离,红卫兵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闹革命。

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会议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在十六条里,“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这也标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 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 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中等学校以上也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停课闹革命。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 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 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 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 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 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67年5月18日,林彪发表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实施倡导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会议还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不仅是干部党员,工人农民被发动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连学校里的师生也同样需要学习毛著,当时学校里的教材也被重新编纂,加入不少毛主席语录,连数学题都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硝烟味。

在随后风风火火的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里,几乎人人一册毛主席语录在手,时刻喊一喊语录口号,尤其是红卫兵集会的时候,人人高举红宝书,场面蔚为壮观。

明华倒是非常高兴又有了学习的机会。拿着毛主席著作,可以经常向教员请教不认识的字,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又学到了不少汉字。

明华的大儿子倒是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当时远林已经十来岁了,小学快要毕业,本该接着上初中的,可是因为当时的中学和高等教育是推荐制,一般只有贫农的孩子根红苗正才能被推荐,或者是家里父母知道教育的重要性,私底下去求求情走走关系的,孩子才能接着上学,明华非常老实,天刚又不在家,家里其他人对他们也不怎么好,也没意识到孩子失去入学资格会对人生有什么大影响,所以远林就这样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孩子也不像大人一样明白学习的重要性,还想着终于不用去学校了,高兴!

不过,远林最后一年的小学学习也没有真正学多少。1967年,南阳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全县各级党的组织普遍受到严重冲击、有的甚至完全瘫痪,不仅学“毛著”的群众运动由此而逐渐淡化,连学校里的师生也是受冲击,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所以即使推荐上初中,也是停课闹革命去了,还不如现在老老实实留在自己身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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