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四儿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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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处理了老父亲的后事,又赶回了部队。

当时的部队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而且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军委各个领导都有被批斗的危险。

当时的部队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一大堆的中央领导都受到批评甚至批斗,军委各个领导都有被批斗的危险。但因为大家都明白军队的特殊性与重要性,竭力避免军队陷入像红卫兵×造×反×派一样的无序之中。
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没有大乱,保住了国之根本。

后来80年代在一次周末全家一起做午饭的时候,上初中的女儿在灶下烧锅,她发现厨房的柴火堆里混着一个日记本,翻看了一下,发现是爸爸在文革期间的日记,上面哪一天写着去参加什么样的会议,讨论了什么思想问题,会上批评了谁之类的,除了这些,还夹着一厚打钉在一起的收据,上面一张张不是写着“赵永轩”,就是写着“王胜全”,女儿问正在掌勺的父亲,那是什么收据,天刚看了一下,说是当兵时寄给爷爷和大姑父的汇款收据,几乎每一俩月一次,一次几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很大的一笔支出,那时候孩子们才真切感受到父亲对大家庭的付出。因为有文革时的日记,天刚说烧了吧。所以女儿把日记跟汇款收据一起填进灶膛,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切都化为灰烬。

68年春天,明华再次去探亲。快离开的时候查出又怀孕了,对于再次怀孕,明华觉得很无奈,明明自己不想再要孩子的,可天不遂人愿。明华就跟大夫表达了不愿再要孩子的想法,刚好那个妇科大夫想要领养孩子,他们夫妻俩丈夫是军官,妻子是军医,结婚多年也没有孩子,就跟明华建议让明华一直住到孩子出生,部队不允许探亲的家属长住,他们表示可以他们自己出钱让明华留下来一直到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由他们领养了,如果是女孩,还留给明华,倒不是人家夫妻俩重男轻女,而是知道明华夫妻俩还是非常想要个女儿的。

明华对于这个建议非常动心。说实在的,当时在农村,自己拉扯几个孩子真不容易,所以为了孩子的未来,明华觉得孩子如果能被这对夫妇领养,生活会好得多。第一能吃饱喝足,第二能得到足够的呵护,第三能有很好的教育,第四是孩子的出身好,不像现在全家都是中农,孩子连上中学的权利都没有,第五孩子一出生就是城市户口,明华总觉得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高人一等,农村人就像是城里人的佃户,佃户自己辛苦种庄稼,可不一定能保证自己有吃的,因为需要先保证给城市户口的人交了公粮才行,一如佃户交租子。有了城市户口,再不用担心没吃的,也不用担心没工作。第六孩子大了如果有出息,有有知识又能干的父母支持,前途更宽广,肯定比跟着自己会好很多。

明华就跟天刚商量,天刚有些模楞两可,自己的孩子不管男女都舍不得送人,而且觉得自己一堂堂连级干部,把孩子送人,面子上也过不去,但是对孩子来说,跟着人家肯定比跟着自己好,他很纠结,想过一阵子再说。

后来天刚还是觉得孩子不能送人,就把大着肚子的明华送回了家乡,彻底断了明华的念想。

68年的腊月里,明华的第四个儿子出生。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门口对着别人家的后墙,墙上大大的红彤彤的“忠”字异常醒目。所以明华给四儿子取名“远忠”,希望他忠心跟着毛主席的领导,走向幸福的新生活。

那几年的生活可是一团糟。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指从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到胡适,刘少奇等代表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著作等,旧文化是指一切以前的文学雕刻绘画等,旧风俗当然是指惯常的婚丧嫁娶祭祀仪式礼仪等,旧习惯是指长期生活中养成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四新看不出来立了什么,破四旧却是把积攒了几千年的历史文物几乎全部毁之一旦。

破四旧的潮流从首都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古墓、石窟、佛像、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上没有了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基本上没有了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上没有了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大部分的道观庙宇雕塑刻碑被砸被毁,和尚尼姑道人被批斗,神仙菩萨保护不了自己的塑像,这在红卫兵看来更是相信佛教道教却是是迷信,心无畏惧,更加无法无天,觉得自己真可以斗天斗地斗父母。再加上毛主席的支持与授意,公安部不许出动警察反对学生的打砸抢行为,他们更加觉得自己斗得天经地义。在这场浩劫中,他们不仅斗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去除了身边的文化习俗道德规范,捣毁了一切身边能毁掉的历史遗迹,甚至有一些更是更斗倒了生养自己的父母。

 

明华觉得五十年代的批斗会跟红卫兵的批斗会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记得搞四清那会儿,也有批斗会,有一日全村人都被组织去看批斗会,大台子上,以前的一个地主被带了一顶高帽子,五花大绑地跪在上面,有人列数他种种恶行,还有一个人身上挂了一串串的羽毛球,在台子上哭诉自己不该私心泛滥,偷偷养鸡卖蛋买粮食买药,简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严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大家原谅饶恕他,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还有一个寡妇脖子里被挂了一双破鞋,被人群扔石头子砸,诉说她不守妇道勾引男人。看完批斗会回来,一家人都无比沉默,末了,公公狠狠地用手指头点了一下婆婆的脑门:“那时候亏得没把寿娃(天有)扔了,否则今天咱们俩就带着高帽子站在台上了!”这是指当时因为天有的出生及时才让全家从富农的泥潭里爬上“中农”岸,而当时没有看到未来的本事,婆婆差一点因为觉得孩子太多养不起而把天有生下来就扔了的事情,公公那真是后怕啊, 不敢想象自己和老婆带着高帽子跪在台上的情形。不过公公如果看了红卫兵的批斗会,估计吓得会从坟墓里跳起来。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批斗会,不仅继承了以前的手段,还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号召,要从群众中找出一切的牛鬼蛇神,坚决打倒,誓死保卫毛主席。以前的运动中没被波及的人,这一次也难逃厄运,比如家里有老兵的,家里人就成了“潜伏的特务”,哪怕是离了婚的也不行,那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背诵毛主席语录背错了词的,那是故意当众“诋毁毛主席”;很多大字不识的老太太为此而被批斗。以前的地主右派等再被当成牛鬼蛇神拉出来批斗一次,被批斗的人被画了大花脸,戴上四五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写“走资派”“反党分子”“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各种罪名及被批斗人的姓名,名字上画上红叉叉。红卫兵们一个个像与这些被批斗的人有着杀爹之仇、夺子之恨,辱妻之怨似的,批斗起来,无所不用其极。

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捆绑、吊打、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坐飞机”。说到“坐飞机”,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都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

 

其实红卫兵们还比较单纯,真正挑动事端的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成年人。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红卫兵大多时候只是被人当枪使了罢了。

破四旧的时候,除了活人被批斗,连死人也不安生。当时人死后都要土葬,埋入地下,起坟茔,供后辈们祭奠缅怀。这绝对属于四旧里的旧风俗,而且坟茔占到的地方一般在农田里,死人还侵占活人的耕地,更应该破除,所以当时掀起平坟风潮,要么把祖坟迁入果园,要么就被平掉。

当时赵家的人去世后都埋葬在村东的田地里,因为怕被平坟,当时的几个长辈决定把自家的坟墓迁入村里的果园中,这么大的事情,明华当然不敢做主,好在有长辈在,也轮不到她做主,就这样几位老人的坟茔就被迁移了。当时明华公公算是新丧,抬出来的时候,棺木虽然已经破损,但尸骨还没有完全腐烂,家人只能把他的尸骨拣出来,换一个棺木另葬。

红卫兵闹革命已经闹了将近三年,中学大学都停课了。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三年积攒下来的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无处可去 ( 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 为了安置这些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毛主席号召大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1960年代血统论兴起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也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还有人希望在政治上洗清自己。城里的红卫兵就这样轰轰烈烈响应号召下乡而去,在乡下摸爬滚打几年,等一个个倦鸟想归巢时,却发现回家的路不是那么平坦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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