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处理了老父亲的后事，又赶回了部队。
当时的部队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而且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军委各个领导都有被批斗的危险。
当时的部队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一大堆的中央领导都受到批评甚至批斗，军委各个领导都有被批斗的危险。但因为大家都明白军队的特殊性与重要性，竭力避免军队陷入像红卫兵×造×反×派一样的无序之中。
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没有大乱，保住了国之根本。
后来80年代在一次周末全家一起做午饭的时候，上初中的女儿在灶下烧锅，她发现厨房的柴火堆里混着一个日记本，翻看了一下，发现是爸爸在文革期间的日记，上面哪一天写着去参加什么样的会议，讨论了什么思想问题，会上批评了谁之类的，除了这些，还夹着一厚打钉在一起的收据，上面一张张不是写着“赵永轩”，就是写着“王胜全”，女儿问正在掌勺的父亲，那是什么收据，天刚看了一下，说是当兵时寄给爷爷和大姑父的汇款收据，几乎每一俩月一次，一次几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很大的一笔支出，那时候孩子们才真切感受到父亲对大家庭的付出。因为有文革时的日记，天刚说烧了吧。所以女儿把日记跟汇款收据一起填进灶膛，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切都化为灰烬。
68年春天，明华再次去探亲。快离开的时候查出又怀孕了，对于再次怀孕，明华觉得很无奈，明明自己不想再要孩子的，可天不遂人愿。明华就跟大夫表达了不愿再要孩子的想法，刚好那个妇科大夫想要领养孩子，他们夫妻俩丈夫是军官，妻子是军医，结婚多年也没有孩子，就跟明华建议让明华一直住到孩子出生，部队不允许探亲的家属长住，他们表示可以他们自己出钱让明华留下来一直到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由他们领养了，如果是女孩，还留给明华，倒不是人家夫妻俩重男轻女，而是知道明华夫妻俩还是非常想要个女儿的。
明华对于这个建议非常动心。说实在的，当时在农村，自己拉扯几个孩子真不容易，所以为了孩子的未来，明华觉得孩子如果能被这对夫妇领养，生活会好得多。第一能吃饱喝足，第二能得到足够的呵护，第三能有很好的教育，第四是孩子的出身好，不像现在全家都是中农，孩子连上中学的权利都没有，第五孩子一出生就是城市户口，明华总觉得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高人一等，农村人就像是城里人的佃户，佃户自己辛苦种庄稼，可不一定能保证自己有吃的，因为需要先保证给城市户口的人交了公粮才行，一如佃户交租子。有了城市户口，再不用担心没吃的，也不用担心没工作。第六孩子大了如果有出息，有有知识又能干的父母支持，前途更宽广，肯定比跟着自己会好很多。
明华就跟天刚商量，天刚有些模楞两可，自己的孩子不管男女都舍不得送人，而且觉得自己一堂堂连级干部，把孩子送人，面子上也过不去，但是对孩子来说，跟着人家肯定比跟着自己好，他很纠结，想过一阵子再说。
后来天刚还是觉得孩子不能送人，就把大着肚子的明华送回了家乡，彻底断了明华的念想。
68年的腊月里，明华的第四个儿子出生。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门口对着别人家的后墙，墙上大大的红彤彤的“忠”字异常醒目。所以明华给四儿子取名“远忠”，希望他忠心跟着毛主席的领导，走向幸福的新生活。
那几年的生活可是一团糟。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指从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到胡适，刘少奇等代表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著作等，旧文化是指一切以前的文学雕刻绘画等，旧风俗当然是指惯常的婚丧嫁娶祭祀仪式礼仪等，旧习惯是指长期生活中养成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四新看不出来立了什么，破四旧却是把积攒了几千年的历史文物几乎全部毁之一旦。
破四旧的潮流从首都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古墓、石窟、佛像、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上没有了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基本上没有了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上没有了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大部分的道观庙宇雕塑刻碑被砸被毁，和尚尼姑道人被批斗，神仙菩萨保护不了自己的塑像，这在红卫兵看来更是相信佛教道教却是是迷信，心无畏惧，更加无法无天，觉得自己真可以斗天斗地斗父母。再加上毛主席的支持与授意，公安部不许出动警察反对学生的打砸抢行为，他们更加觉得自己斗得天经地义。在这场浩劫中，他们不仅斗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去除了身边的文化习俗道德规范，捣毁了一切身边能毁掉的历史遗迹，甚至有一些更是更斗倒了生养自己的父母。
明华觉得五十年代的批斗会跟红卫兵的批斗会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记得搞四清那会儿，也有批斗会，有一日全村人都被组织去看批斗会，大台子上，以前的一个地主被带了一顶高帽子，五花大绑地跪在上面，有人列数他种种恶行，还有一个人身上挂了一串串的羽毛球，在台子上哭诉自己不该私心泛滥，偷偷养鸡卖蛋买粮食买药，简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严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大家原谅饶恕他，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还有一个寡妇脖子里被挂了一双破鞋，被人群扔石头子砸，诉说她不守妇道勾引男人。看完批斗会回来，一家人都无比沉默，末了，公公狠狠地用手指头点了一下婆婆的脑门：“那时候亏得没把寿娃（天有）扔了，否则今天咱们俩就带着高帽子站在台上了！”这是指当时因为天有的出生及时才让全家从富农的泥潭里爬上“中农”岸，而当时没有看到未来的本事，婆婆差一点因为觉得孩子太多养不起而把天有生下来就扔了的事情，公公那真是后怕啊， 不敢想象自己和老婆带着高帽子跪在台上的情形。不过公公如果看了红卫兵的批斗会，估计吓得会从坟墓里跳起来。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批斗会，不仅继承了以前的手段，还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号召，要从群众中找出一切的牛鬼蛇神，坚决打倒，誓死保卫毛主席。以前的运动中没被波及的人，这一次也难逃厄运，比如家里有老兵的，家里人就成了“潜伏的特务”，哪怕是离了婚的也不行，那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背诵毛主席语录背错了词的，那是故意当众“诋毁毛主席”；很多大字不识的老太太为此而被批斗。以前的地主右派等再被当成牛鬼蛇神拉出来批斗一次，被批斗的人被画了大花脸，戴上四五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写“走资派”“反党分子”“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各种罪名及被批斗人的姓名，名字上画上红叉叉。红卫兵们一个个像与这些被批斗的人有着杀爹之仇、夺子之恨，辱妻之怨似的，批斗起来，无所不用其极。
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捆绑、吊打、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坐飞机”。说到“坐飞机”，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都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
其实红卫兵们还比较单纯，真正挑动事端的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成年人。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红卫兵大多时候只是被人当枪使了罢了。
破四旧的时候，除了活人被批斗，连死人也不安生。当时人死后都要土葬，埋入地下，起坟茔，供后辈们祭奠缅怀。这绝对属于四旧里的旧风俗，而且坟茔占到的地方一般在农田里，死人还侵占活人的耕地，更应该破除，所以当时掀起平坟风潮，要么把祖坟迁入果园，要么就被平掉。
当时赵家的人去世后都埋葬在村东的田地里，因为怕被平坟，当时的几个长辈决定把自家的坟墓迁入村里的果园中，这么大的事情，明华当然不敢做主，好在有长辈在，也轮不到她做主，就这样几位老人的坟茔就被迁移了。当时明华公公算是新丧，抬出来的时候，棺木虽然已经破损，但尸骨还没有完全腐烂，家人只能把他的尸骨拣出来，换一个棺木另葬。
红卫兵闹革命已经闹了将近三年，中学大学都停课了。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三年积攒下来的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无处可去 ( 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 为了安置这些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毛主席号召大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1960年代血统论兴起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也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还有人希望在政治上洗清自己。城里的红卫兵就这样轰轰烈烈响应号召下乡而去，在乡下摸爬滚打几年，等一个个倦鸟想归巢时，却发现回家的路不是那么平坦顺利。